现代民俗学的发展濑亚美莉番号，已经缓缓从关注“普遍的大家”“场地社会的大家”转向关注“社区的大家”“颓势群体”，况兼越来越关注“大家中的个体”。民俗学试图通过普通工匠、艺东谈主的生活史、成长史过火社会关系史来进入东谈主类历史的细胞组织。咱们民间体裁处事者通常深入田园，挖掘和书写那些普通民间故事家、史诗艺东谈主、民间歌手的学艺成长史。

关联词，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体裁研究所要求各研究室整理书写本室“转换灵通40年发展史”的时候，咱们才发现，历久以来咱们的民间体裁处事者都在瞪大眼睛紧盯着外部世界，却忽视了作为民间文化普通处事者的一员，咱们本人亦然东谈主类历史细胞中的一分子。

历史才过了40年，除了少数作念出优秀收货的老一辈民间文艺学家，多数研究东谈主员的历史都已经依稀不清了，有些以至已经近乎淹没。即即是我我方所在的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体裁研究所民间体裁研究室），有些退休研究东谈主员的名字我都从来没听说过，更无谓说他们的处事史和学术史。当咱们试图连合这些退休东谈主员的时候，发现许多已经死字，即使是那些健在的，也有部分老东谈主不肯意给与访谈，以至连个东谈主学术信息都不肯提供。

学术史如果仅仅学术名家和代表作“点”的学术史，艰巨对于普通学者和一般作品“面”的知道，就好像独一鲜花莫得绿叶的乖癖植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探讨，我和安德明商量请本研究室的统共退休及在任研究东谈主员，都写一份学术自述，以便为后东谈主留住一份普通学术处事者的自画群像，作为学术行业的个体民俗贵府。

就我本东谈主来说，我预备从“考研”起原说起，平铺直叙，说说我在民俗学、民间体裁行业的从业历程与心态。

一、偶然采纳了民间体裁专科

我本科读的是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天气能源学专科，毕业于1989年。那一年，大学毕业生的服务去处，正处在“处事分拨”和“自主择业”的时间转化点上。咱们的毕业论文莫得举行答辩庆典，学校提前一个月就将咱们这届学生派遣回各自生源地，我印象中连毕业酒都没喝，全班照了个毕业合影就离校了。

回到故乡赣州地区，原定的用东谈主单元说是本年不进东谈主了，地区教诲局径直把我的档案转回到我的生源地信丰县。县教诲局从来没给与过我这种无对口专科的“名牌大学生”，压着不敢分拨，说要听县里安排。比及9月份，其他毕业生都先后分拨处事了，独一我还悬着。我那时候年青气盛，径直去找县长黄际泉说理，县政府办公室一位刘姓副主任拦住我不让见县长，我拍着桌子跟他吵了一架，差点打起来，最终照旧没能见到县长，但这事很快触动了小县城的一又友圈。据说县长知谈这过后，指令教诲局让我我方辩论一个对口单元。我打听到县水利电力局还有编制，就恳求去这个单元，县教诲局在我的“派遣证”备注栏颠倒加了一转字：“分拨水电局下属单元。”

信丰县水电局有8个下属单元，其中6个中型水库，我被分拨到安西镇的上迳水库管委会。水库一般都在山沟沟里，管委会大多是安西镇东谈主，每到周末就各回各家，只剩我一个东谈主守着诺大一个水库。冬天枯水季节，水库发不了电，四野飘渺，时通常传出些野鸡和野兽的叫声，显得颠倒萧然，天穹之下就独一我的房间亮着一盏煤油灯。孤私有烦恼的怯怯感，时常逼着我坐到煤油灯前，捧起一册英语单词本，我也莫得别的圭表，仅仅死记硬背。

我在水库呆了不到半年，水电局东谈主事秘书死字，局里想把我调到东谈主秘股补缺，但是信不外我的文字水平，局长曾凤礼出题让我写了篇《假如我转业当秘书》，看完作文又不信赖是我写的，副局长罗立章专门到我的母校信丰中学，找到高中部语文教研室主任陈明淦辩论。陈赤诚天然没教过我，但他颠倒肯定地对罗立章说：“这天然是施爱东我方写的。”

就这样，我在信丰县水电局东谈主秘股作念了三年秘书处事。那是我“混社会”的三年，我铭刻每到冬天，一放工，水电局的一班年青东谈主就会合伙到东谈主秘股办公室生火盆、打扑克、喝水酒，有时喝多了，我就住在局里理睬所，那种六合间只顾虑手里一把牌的嗅觉，照旧很单纯很快活的。天然，更多的业余时分是残害在跟同学闲话、闲吃、闲荡。县城的同学不分一中、二中，初中、高中，归正都是一个年龄段，众人组了一个“光棍协会”，我被推举为会长，有时还得负责组局找乐子。每六合班后，我和几个败兴透澈的同学就在县城各个街谈踌躇二、三个小时，找文娱技俩，多数时候是找不到的，但也得浪到彻底烦恼才回家。每天回到家我就后悔，天天骂我方，然后拿出单词本，背英语单词。

理科生作念文秘处事，终究是不受信任的，1991年，江西省水利厅要在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办一个文秘专科班，局里决定派我去。让一个本科毕业生去训练专科班，我感到很辱没，拒却了这个契机。为了争语气，我决定考回中山大学读中语系“写稿学”研究生，以证明我方能“写稿”。可惜的是，我落榜了。

战败而归的我无礼心受到重挫，自愿没脸络续呆在家乡，1992年我办了停薪留职，揣着齐集了三年的400多块钱，未婚去了广东打工。经同学朱建军指点加先容，我用虚构处事经历的手法，好阻难易在番禺“隆辉工业村”找到处事，担任“坐褥部副主任”，月薪1200元，而我在江西的月薪是160元。我悉力处事，天然很快升职、加薪，但是累得骨瘦如柴。

经同学武少新劝说，我决定再次报考研究生。为了加大得胜概率，此次我不敢赌气报考“写稿学”，在招生目次中选了一个我在本科阶段就选修过的民间体裁。

二、用“民间的圭表”从事

民间体裁研究

1993年是我东谈主生最首要的升沉点，我考上了民间体裁专科的硕士研究生。而后几年，我随着导师叶春生简直走遍了广东全省，跟他学会了跑田园、看风水，结交多样民间异东谈主，还代他出门讲课。我平淡一个东谈主背着书包在广东全省各地跑，每到一处就匆急促忙找藏书楼，根据典籍贵府找点、找庙，东鳞西爪地问点风俗事象，拍些相片。其实对于如何使用和处理这些贵府，心里并莫得谱。

叶春生赤诚不主张用学院派的圭表作念民间体裁研究，他的著述大多是民间学问的采录与整理，他早期的论文以至很少注引文出处。我本来就是个理科生，莫得写稿模范的意志，受到这种立场的影响，我比赤诚走得更远，硕士时期的文章就像天马行空，在处理不同民间体裁异文的时候，往往凭我方的主不雅判断，详尽整理出一个自认为比较全面、合理的新文本。叶赤诚很宽待，也很少品评我，以至动用他的个东谈主关系，帮我把其中一些文章发表了。

硕士期间我还受到广东文学界魁首黄树森赤诚的深刻影响。我入学的时候，贾平凹《废都》正在大卖，黄赤诚来中山大学中语系作念讲座，但愿年青东谈主对此张开驳倒。我那时候根柢没入行，还不会写论文，完全是凭个东谈主知道和感念写了一篇《想作念贾宝玉的男东谈主们》，投给黄赤诚主理的《现代文学界报》，没猜想黄赤诚很心爱，挑升把我和同学于爱成约到一家叫小不雅园的栈房喝早茶，从早上一直喝到下昼，反复饱读励。而后两三年间，我在黄赤诚的指导下，颠倒用功地发表了一普遍现代体裁驳倒，包括其后成为畅销书的《点评金庸》。凭借黄赤诚的猖厥栽培和举荐，我和于爱成迅速成为黄赤诚所说的广东文学界第四代后生代表。

受到饱读励的我天然依稀意志到我方这种纵容的论文笔法似乎有些“不科学”，但我生动地以为从事民间体裁研究的东谈主，就该用民间体裁的纵容抒发，“说出咱们老匹夫的真情实感”，以至合计用这种圭表介入现代体裁驳倒，还有点别开生面的新好奇。

硕士期间，我不仅莫得很好地掌执模范的写稿时期，以至刻意地让我方的文章与学院派模范写稿保持一定距离。不管是从事现代体裁品评照旧民间体裁观测，我都不拘一格，尽情挥洒我的学术遐想，张扬我方的写稿立场。这种学术进路直到我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时，才第一次受到答辩赤诚的品评。

我的硕士论文征集整理了一普遍非广东籍的外地东谈主在广东如何化身为场地神灵的传闻，论文标题原拟《外省东谈主如何成为广东场地神灵》，叶赤诚合计“民间”味不足，给我改成了《“外江人”如何成为广东神》，答辩的时候，这个标题受到陈摩东谈主赤诚的品评，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颠倒深刻：“民间体裁研究不是用民间圭表作念的体裁研究。”

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叶春生赤诚的学术助手。咱们师徒俩情同父子，他对我的谨慎和信任通常令我合计“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咱们合作东编了一部《广东民俗大典》，号称广东民俗事项大全。叶赤诚有家传堪舆绝学，社会往返极广，我天然也会随着参与一些社会步履，学习堪舆时期，悠闲了一大堆三教九流。在我离开中山大学之前，叶赤诚门下的弟子基本都交给我管束，因此我也被同门师弟师妹们戏称为“令狐师兄”。他们大凡有什么不敢向叶赤诚说起的要求，不管合理分歧理，只消我答理了，叶赤诚就莫得不答理的。

事务性的处事多了，学术钻研就少了。忘了在一个什么场合，吴承学赤诚委婉地请示我，大意是说，学术论文有论文的写稿格式和学术语言，让我寄望一下写稿模范。其实吴赤诚的请示与陈摩东谈主赤诚的品评异曲同工，但我其时并莫得把陈摩东谈主赤诚的话当回事，吴赤诚一说，我就很当回事，这粗略就是偶像和巨擘的力量吧。

1997年，黄天骥赤诚给后生教授和研究生开了一个《易经》念书班，我一场不落听了一学年，黄赤诚的发散性念念维照旧给了我一些启发。接着，吴承学赤诚又开了一个《论语》念书班，念书立场完全不同样。吴赤诚素以严谨、缜密著称，他的念书圭表让我毕生受益，我在吴赤诚这里确切感受到了学术的严肃和圣洁。

粗略是受到吴赤诚严谨学风的震慑，我那两年简直写不出一篇论文。1998年我被广东省委组织部请托到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太保中学挂职副校长，期间对连山“瑶胞”作念了一些田园观测。为了跟当地一又友搞好关系，我在连山喝醉好几次，也得到不少有好奇的故事，关联词，莫得表面的指导，田园观测就仅仅为了观测而观测，观测收场也就收场，我不知谈如何将这些零星的观测材料化作念灵验的学术效果。

我一直相持着下昼跑步的习惯，住到中山大学园西区之后，发现吴承学赤诚也爱跑步，于是约跑。其后加入咱们队伍的还有王坤和彭玉平。但是，四个东谈主沿途跑，水平杂沓不皆，众人都累，其后改成打羽毛球，再其后又改为快走，这样队员水平就比较平均了。咱们从园西区开赴，进中区，出北门，左近广州大桥再往回走。走一个小时，聊两项内容，学术和八卦。

我一度决心报考吴承学的博士，准备了一段时分，刚好黄修已、叶春生领衔的现代体裁博士点批下来了，叶赤诚要求我络续攻读民间体裁博士，中语系任命我作念写稿教研室主任，我只好吊销了在古代体裁范围络续深入的念头。

叶赤诚有个弘大愿景：续写中山大学民俗学的光荣历史，再造后光。可其时中山大学民俗学就独一咱们师徒俩，于是大部分学术振兴的事务性处事都着落在我头上，好在那时我也年青，有力头。咱们恳求成立了一个“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中心”，先是编写里面使用的《民俗》小册子，其后创办了一册以书代刊的杂志《民俗学刊》（半年刊，共出八期）。再其后是统一历史系的王承文、东谈主类学系的周大鸣、刘昭瑞等东谈主，向教诲部呈报民俗学博士点，我负责贵府征集、呈报书填写之类的基础性处事，终末由周大鸣赤诚润色上交。经过周赤诚的一番普及，咱们的呈报材料被列为世界第一，2003年与中央民族大学沿途，成为继北京师范大学之后的第二批民俗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三、学术东谈主生的三级台阶

我的博士论文原臆测在华南民间信仰的话题上进一步深化，但是叶春生赤诚没同意，最终把“中山大学民俗学史”的课题交给了我。后续的学术经历证明，叶赤诚这个有筹划转变了我的学术红运。最初是因为学术史让我对通盘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历程有了全面的了解，有益于学者个体在历史的、通盘的学术大形式中去寻找我方的学术定位；其次是让我有契机走近钟敬文先生，况兼成为他招收的终末一个博士后，况兼为我走进北京学术圈、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体裁研究所民间体裁研究室的大门提供了便利条目。

我的博士论文终末一个阶段，是在钟敬文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钟先生惜墨若金的教悔，令我受益毕生，我很快就将其中一部分整理成《汝奚不曰其为东谈主也——钟敬文先生病中论学》发表在《民俗学刊》。比如钟先生认为，文章就是写给别东谈主看的，不仅要实在，还要好读；文章不必多写，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他以至以容不雅琼为例，说容不雅琼评教诲的时候，“他只给我一篇论文，我说一篇就行，可以作念教诲，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何苦要十篇八篇”。

我还来不足博士后进站，钟敬文先生就仙逝了，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体裁院的博士后处事是以钟敬文的表面进站，在刘魁立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刘魁立先生在许多范围都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尤以故事学为著，他曾经得到结构主义始祖普罗普的亲炙，在现在故事形态学范围可谓独步六合。拜师学艺天然是学赤诚的最鉴定，我决定把畴昔学术生命投向故事学范围。我信赖站在巨东谈主的肩膀上向前走，比我方趴在地上摸索，不仅滥觞高得多，视线也会晴明得多。这就是侍从名师治学的最大便利。

我的博士后处事是在学术史和故事学两个范围同期张开的，从事学术史研究是为了完成钟敬文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从事故事研究是为了习得刘魁立先生的学术菁华。前者的效果主淌若博士后出站讲述，也即2010年列入体裁所学术文库出书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检验》，后者的主要效果是我在故事学范围的系列论文，其后我又按不同的研究进路将之整合成系列故事学论著出书。

博士后的三年，是我学术性射中最弥足荒芜的三年。那时候正直盛年，念念维颠倒活跃，依然刘魁立先生的点拨，许多奔涌的感悟和构想，短暂变得澄澈起来，就像发放的水气缓缓凝结成水珠，滴落在笔端。一个学者只消写出了一篇好论文，他从此就跟昔日不同样了，正应了钟敬文先生的那句名言：“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自从写出了《史诗叠加单元的结构过火功能——以 <罗摩衍那·战争篇> （季羡林译本）为中心的捏造模子》，我就再也不是昔日阿谁靠知道和感悟写文章的施爱东了。

如果说考上叶春生赤诚的研究生是我学术东谈主生的第一级台阶、旁听吴承学赤诚的《论语》讲习是第二级台阶，那么，成为刘魁立先生的博士后是我的第三级台阶。叶春生赤诚把我领进了民间体裁的大门，吴承学赤诚激勉了我模范写稿的学术自愿，刘魁立先生燃烧了我表面念念考的感情，唤起我理科诞生的逻辑念念维上风，让我取得了知道的学术自信。

四、参与创办“民间文化后生论坛”

2001年12月，叶春生赤诚在中山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钟敬文先生百岁寿庆暨‘现代化与民俗文化传统’外洋学术研讨会”，我是会务负责东谈主，向叶赤诚恳求到少量经费，晚上约了几位后生学者到广州“粥城”吃夜宵、喝啤酒。回到宾馆，众人余味无穷，坐在会务组朱钢的房间络续聊。一天会议下来，咱们都颠倒厌倦老一辈民俗学者关起门来“表扬与自我表扬相勾通”的作念派，屡次学术会议上积聚的“夙怨新仇”沿途涌上心头，加上限度的乙醇作用，我和陈泳超殊途同归地提议“起义吧，别陪老东谈主家玩了”，来自台湾的钟宗宪和一向顺心的萧放也暗示了赞同。其时咱们手上都莫得经费，商定分头发动后生学者，组一个旨在提倡正常学术品评的学术沙龙，每年至少碰一次头，众人各自掏钱与会，AA制，不给主办者变成任何经费压力。

陈泳超回到北京之后，最初连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体裁研究所民间体裁研究室主任吕微，得到吕微猛烈响应。2002年7月，“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世界代表大会”在都门师范大学举行，大会的多数时分都在辩论学会班子的改组问题，仅有的少量学术辩论时分，也被一些老同道的空泛无物给占去了，咱们这些后生学者数沉迢迢赶到京城，只给两三分钟的发言时分，这种风俗进一步加重了咱们的失望和动怒，揭竿的契机来了。当晚由山东大学叶涛作念东，吕微、陈建宪、萧放、叶涛、陈泳超、刘晓春、施爱东七位后生学者（加上缺席会议的台湾学者钟宗宪，一共八位发起东谈主）在都门师范大学隔邻找个了茶楼，召开了一次梁山会议，议定组建一个以学术品评为宗旨的后生学术团体。

咱们蓝本预备建一个群众邮箱，便捷众人通过集聚进行长途交流。其后陈泳超找到闪耀IT的硕士生陈永钊，在北京大学中语系BBS底下建了一个分论坛，起名“民间文化后生论坛”。有了根据地之后，众人分头连合民间文化界的后生一又友，邀请加盟“论坛”，刘宗迪就是被咱们拉进“论坛”的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一普遍早就憋着一股叛逆之气的后生民俗学者，麇集在“论坛”，挥斥方遒，激扬文字，尽情地批判不良学风，纯粹嘲讽前辈高论，拒却自吹，也尽量不捧闲场。

“论坛”网页是2002年9月22日起原插足运行的，其时赶巧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入站，脱离了家室之累，一东谈主闲在北京，时分颠倒实足。白昼到刘魁立先生的办公室喝茶聊天，有时帮着刘赤诚打打字，晚上回到寝室，就泡在“论坛”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后生民俗学者文字往返，辩论多样对于民间文化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我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检验》中的许多想法，都是在这些往复问答和论辩中缓缓形成的。

很快我和陈泳超就发现“论坛”中有一些奇怪的马甲，他们的用词习惯、言语方式跟咱们有着赫然的别离，比如言词客气、落笔沉着、标点记号一点不苟，等等，经过一番比较分析，咱们判断他们分裂是刘魁立、刘锡诚、陶立璠等前辈民俗学者，但是咱们并不戳穿，假装不知谈他们的身份，有时还跟他们开一些善意的玩笑。其后的收尾正如陈泳超说的：“渐渐的，咱们发现那些老先生也缓缓放下以前的架子，变得越来越和蔼，两代东谈主之间的关系反而越来越妥洽，众人真实形成了一个比较对等交流的学术共同体。”

为了引诱东谈主气，烧旺“论坛”，我和陈泳超、刘宗迪、钟宗宪还注册了多个马甲，无间挑起话题，相互贫嘴滑舌、斗嘴玩笑，到处无理取闹，把“论坛”烧得热气腾腾，很快就将之办成了“后生中国民俗学会”，从此开启了中国民俗学的“黄金时间”（吕微语）。那时候，中国的后生民俗学者淌若没在“论坛”上有个马甲，以至都不大好好奇说我方是民俗学或民间体裁的从业者。咱们举办的年度“沙龙”很快就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民俗学最大型的“学术年会”，报名参会的东谈主数以至进步吞并年度由中国民俗学会官方举办的学术会议。

中国民俗学会是民间文化后生论坛的“改进”对象濑亚美莉番号，而其时的学会理事长正是刘魁立先生。在施行世界中我是他谦虚的学生，但在捏造的集聚世界中，我却是与之辩难的难缠敌手。白昼，从上昼9点到下昼4点傍边，我和林继富简直每天都呆在刘先生的办公室，面临面地探讨多样学术问题。刘先生从不午睡，咱们中午在白兰餐厅喝两瓶啤酒，没老没少地胡吹猛侃，下昼回到办公室络续干活，咱们很少谈及“论坛”，我也装着不知谈他有一件唤作念“明智的隐晦虫”的隐身衣。到了晚上，我就佯风诈冒地绕着圈子跟“明智的隐晦虫”捉迷藏，可惜的是刘先生打字太慢，网上等他回一段话得等上好几分钟，其后咱们就不爱跟他玩了。

五、栖身材裁研究所

我对于我方能够留在中山大学任教颠倒舒畅，从未想过离开，直到我来了北京。我恳求到北京师范大学作念博士后的时候，我的师母张玉娥赤诚对叶春生赤诚说：“不可让施爱东去北京，他去了就不会总结了。”我说：“我不会离开中山大学。”我说这话的时候是认真实，就像统共恋东谈主在热恋时说的话同样。

进京之后，我深深地爱上了北京的学术氛围。别说隔三岔五的学术会议，五花八门的学术沙龙，即即是三五同行好友，在“小辣椒”这样的路边小店一碟花生二瓶啤酒几样小菜，聊聊学术八卦，说说新近想法，亦能引发念念绪纷飞，碰撞出令东谈主惊叹的念念想火花，其中乐趣，是我在广州很难体会得到的。

我已经想不起到底是在哪次约会上，时任体裁研究所民间体裁研究室主任，满脸大胡子，被咱们戏称为“经略府提辖鲁智深”的吕微，向我建议了接待加盟民间体裁研究室的邀请，但我其时天然宠爱北京，向往体裁研究所，无奈曾经答理过叶春生赤诚不会离开中山大学，只好委婉地拒却了。不外吕微撂下一句话，给我留了条后路：“什么时候想通了，随时给我电话。”类似的话他说过两次，我很心动，但永恒不敢答理。

印象中是2004年5月的某一天，我在中山大学受到一些不自制的待遇，短暂合计大为宽解，我再也无谓职守“不会离开中山大学”的心绪包袱了，我满心欢快地给吕微打了个长途电话，问他：“民间室还有我的位置吗？”吕微那头显得也有些兴奋，他说刚好过两天所里要辩论东谈主事问题，叫我赶快给一份简历，他会预先跟杨义和老包说说，到时再交到会上辩论。简易才过了两三天，吕微电话告诉我颠倒凯旋，体裁所已经同意给与我的颐养恳求。

我压抑着内心的鼓动和兴奋，为了慎重被中山大学遮挽和劝戒，我没把音信告诉任何东谈主，暗暗北上，以逃避口角。2004年9月本该是我博士后出站的时分，我正在焦躁如何向中山大学建议颐养恳求，那天黎明7点傍边，我还没起床，短暂接到叶春生赤诚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今天早上碰到黄天骥赤诚，他主动说前段时分让你受憋屈了，赶快总结吧，最近还有许多事等着你总结沿途作念。”那一刻，我短暂感叹万端热泪盈眶，我忘了我方是怎样跟叶赤诚说的，总之是语辞委婉而立场坚决地抒发了想留在北京的好奇。叶赤诚不知谈有莫得听出我的陨涕，他莫得多劝，仅仅让我从家庭和收入等角度再探讨探讨，别急着作念决定。粗略他早已预见到我会留在北京了。

既然已经说开了，我就索性回到广州，慎重向中语系主任欧阳光建议颐养恳求。欧阳赤诚颠倒骇怪，他说：“系里培养你这样多年，你舍得吗？能不可给我个排场，缓一缓再说？”我说好的。但我内心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广州，既然有了借口，是他们先作念了抱歉我的事，我就把借口用足，决不松口。

为了能留在北京，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一直拖着不肯办理出站。我在家乡作念过东谈主事秘书，知谈一朝出站回到广州，再想进京，那就千难万难了。2005年春节，欧阳赤诚挑升到家里来贺年，告诉我中语系准备派我去韩国任教一年，可以增收20万元。我其时说了一句让他有点难受的话：“我一定要去北京，我缺的不是钱，是学问。”我对我方的这句对答很舒畅，在不同场合说过好几次。在春节的师门晚宴上，从事房地产的师弟朱培坤搂着我的肩膀吐着一嘴酒气说：“师兄，你别走，我资助你一千万，你给我把中山大学民俗学处事振兴起来。”我笑着复兴说：“我缺的不是钱，是学问！”

欧阳赤诚永恒没答理放我走，北京师范大学这边又总催着我出站。2005岁首，我到博士后管束办公室打听战术，得知如果中山大学东谈主事处同意我出站不且归，他们就可以将我径直派遣到体裁研究所。我回到中山大学一打听，学校的东谈主事战术颠倒开明，入职要求虽高，下野却很容易，只消本东谈主建议恳求，东谈主事处就可以放行。于是我我方写了一份证明，径直绕过中语系，在东谈主事处盖了个章，立时飞到北京，立即办理出站手续，径直以出站博士后的表面在体裁研究所报到了，其时接待我的两位东谈主事处干部是郭一涛、夏晶晶，她们的热诚和笑貌让我如沐春风，一下就吊销了我入职前的多样不安和记挂。

我2005年5月入职体裁所，但是档案和工资关系都还在中山大学，每次节庆发工会福利的时候，全所就我一东谈主莫得。安德明很为我抱叛逆，找到工会副主席郭林，得知是因为我的工资关系还没转过来，没法扣交工会会费，不可享受工会福利。回到室里，安德明就像我方作念错什么似的，坚贞想要把他的工会福利转送给我。类似的这种良善故事还有许多。我在民间体裁研究室的前后两任室主任吕微、安德明，都很温顺安分，从不彊东谈主所难，我在体裁所这些年，解放安宁，相敬如宾。

我出站的时候就办好了户口移动，夏晶晶给我办了处事证，郭一涛为我争取了临时住房，我基本上没什么黄雀伺蝉，每周来体裁所上班，用体裁所的表面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同期，我还领着中山大学的高工资（其时我在中山大学的月工资扣除奖金是3800元，其后在社科院的月工资是1700元）。中山大学这边，据说是学校对中语系进行年度财务审核时发现问题，要求中语系尽快处理好我的东谈主事包摄问题，于是系党总支文牍丘国新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在北京这边安顿好莫得，然后说：“淌若安顿好了，就把工资关系也转昔日吧。”我这才留连不舍地把工资关系转出了中山大学。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创新工程之前，每周返所日并莫得实行严格的签到制，时分比较解放，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简易在我入职体裁所三个月后的某个返所日，由于我一般到得比较早，那段时分基本都是我开门、打滚水，这天一拧钥匙发现锁已经开了，我心里一惊，开门就看到会议桌前坐着一位生疏女同道，正在写什么东西。她吃惊地看着我，我也吃惊地看着她，咱们在会议桌前肃静地相对坐了好一会，她试探着问：“讨教你是新来的吗？”我说是，她说：“我叫张田英，我亦然民间室的。不外，我很快就退休了。”我立时暗示了不信赖，我合计她应该跟我差未几年龄，怎样就快退休了？出于对生疏东谈主的不信任，我一直坐在室里不敢离开，直到户晓辉进来。

六、吕微为首的民间室念书班

吕微是民间文化后生论坛八位发起东谈主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咱们都序齿敬称其为“大哥”。他那满脸大胡子加上不修仪表的着装，很容易让东谈主误以为他是个马轻视虎的纵容汉子，其实不是，他是个心念念颠倒细致，既有大灵敏也有小明智，勤于阅读精于念念考的隧谈念书东谈主。

吕微作念研究室主任最大的特质是无为自化，不争荣誉，不报课题，善良顺心。他曾建议我好好望望体裁所贵府室何其芳购入的一批宝卷，看是否能整理一下，作念出点东西来。我在征求一又友意见的时候，尹虎彬说：“千万别沾宝卷，水太深，出不了效果。”我听从了虎彬的建议。吕微见我没意思意思，其后再没提过这事。

吕微为东谈主颠倒和睦，研究室共事有什么家庭问题或生活上的苦闷也会跟他说，他是掌执全室巧妙最多的一个东谈主，但他从不对一个东谈主说另一个东谈主的巧妙。天然，有时候也有违犯学术原则，作念滥好东谈主的嫌疑，比如为了匡助一又友发文章，他简直帮到了替东谈主重写的地步。他颠倒善于发现别东谈主的优点，掩蔽别东谈主的错误，尤其是在学术评议的时候，他能够依据文天职析出许多咱们都看不出来，作者本东谈主也莫得意志到的微言大义，但是经他那么一证明，众人都合计有道理。随着学术地位的普及，他的这项才略也越来越坚强，缓缓成为民俗学界最具念念辨性的知名演说家，每次学术辩论会都是由他作念会议总结，他一总结，这会议就圆满了，与会者皆大欢快。

由于我的基础测验是理工科的，是以，学术基调是偏于科学主义、实证研究的，这跟吕微玄学的玄学研究基本是以火去蛾中的，但咱们相互都很尊重对方的学术念念想。我简直是一字一板、回文往复地读过吕微的《现代性论战中的民间体裁》《“内在的”和“外皮的”民间体裁》等论文，他的许多不雅点是我昔日莫得想过的。为此，我和户晓辉一直饱读励他给博士生开一个念书班，咱们趁机也旁听学习。吕微答理了。

念书班到底是从哪一年起原的，相持了两年照旧三年，我已经记不大清了。我只铭刻最早读的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然后是康德的《隧谈感性批判》和《实践感性批判》。为了避让返所日东谈主多事杂，咱们专门选在周四念书，比较固定的念书东谈主是吕微、户晓辉、我、李川、刘文江、惠嘉，好像还有过胥志强等几位不固定成员。吕微让咱们每东谈主先读一段，然后一句一句的解，咱们用的是汉译本，独一户晓辉用的是德文原著，每当咱们的知道发生互异时，就问户晓辉“原著是怎样说的”。

念书班对我影响很大，转变了我一些拘束的成见。我原来的科学主义头脑中独一“求真”的意志，吕微和康德教学了我“求善”，这种“真”“善”相融的念念想，集合体现在吕微《民间体裁-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好奇好奇世界”与“生活世界”》一文当中。

我在念书班之前并莫得显现的“求善”意志，为了“求真”，我一向主张将“田园”当成“实验场”，我曾经在中山大学中语系2001级本科生的民间体裁课堂上作念过屡次故事实验，分裂写成了《故事传播的实验讲述及实验分析》《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还将论文发给学生提意见，当成课堂功课。刘宗迪认为这是“对田园的强暴”，况兼暗示了“严重反对”，由此在2005年11月到2006年6月间，爆发了一场点击率数以万计的“科玄论战”。我和刘宗迪、吕微唇枪舌将地打了半年的架，在民俗学界引起强烈回荡，2016年我将这场论辩整理成《作为实验的田园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科玄论战”》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出书。参加过吕微的念书班之后，天然我依旧相持田园研究的实验主张，但是，我会更多地探讨到被试的个东谈主意愿，以及实验是否对其施行生活产生影响，我会更多地关注主体感受，而不是只矜恤客不雅真实。狡辩未必有胜负，相互学习未必全盘采纳，但无疑可以加强相互之间的相互知道，也有益于后续的学术换取。

吕微退休之后，一直笔耕不辍，他对康德念念想的钻研也越来越深，凭我念书班上学的那点外相已经赫然跟不上他的念念想程度。我读他的论文越来越吃力，他发给我的上一篇论文我还没看完，他把下一篇又发过来了，把我的念念想累得困顿不胜。有时点开他的论文得最初望望字数，一看又是近十万字的目无全牛，我就干脆废弃了，只可恭候某次学术研讨会上，听听他刀刀见血的大意演说。

七、杨早为首的年度话题小组

我和杨早结识始于1993年，那时候我在中山大学中语系读研究生，他读大四，在一次可能是校团委组织的步履上，有东谈主先容他就是中山大学知名的“四大才子”之首杨早，我久仰大名，主动向前自我先容，遂成好友。他其后在《羊城晚报》作念记者，再其后，为了报考研究生辞去处事，莫得固定收入，那时候每次一又友聚餐都是我买单。天然，2005年咱们沿途进了体裁所之后，聚餐一般都是他买单，因为他的稿费收入比我高多了。

杨早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之后，咱们辩论未几，直到我也来到北京，这才续向前缘。2004年我已细则调到体裁所，刚好杨早也在毕业找处事，据说父母曾反对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嫌这个单元收入太低，杨早相持的事理是“连施爱东都要调到体裁所”，于是父母没再反对。杨早口才好，很会演讲，合适作为偶像型导师，的确应该去高校，能更充分地发挥他多方面才华。

杨早满腹经纶，往返久了，很快就把我方的一堆好一又友先容给我了。2005年12月17日，体裁所通州片的后生学者在萨支山家里约会，深宵散场之后，杨早又把我和萨支山拉到一家咖啡馆，聊聊咱们能沿途作念点什么事，他提议作念一套民国书系，以年度为界，一年一册，作念成现代文化纪年史。我不同意，我认为与其隔靴抓痒地作念民国文化史，不如每年作念一册现代文化史，面临当下问题进行当下不雅察、当下念念考，也许对于后东谈主来说会更有参考价值。当晚众人都很兴奋，散场时杨早说“今天是我寿辰”，他故意把寿辰说早两天，主淌若为了夺取买单权。

杨早是个行能源很强、遵守很高的东谈主，很快就辩论上他的师兄，时任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剪辑部主任的郑勇。郑勇颠倒支援，但愿2006年就能推出第一册《话题2005》。接下来，杨早、萨支山起原拉东谈主入伙，最早被拉进“话题小组”的，简直全是他们的北京大学师昆季。《话题2005》上市，一下就卖了6000册，这在文化驳倒类册本中算是可以的，众人受到饱读舞，这一干就是十年。

本来是说好杨早、萨支山和我共同主编，由于杨早出力最大、学术资源最多，萨支山性格顺心、东谈主缘最佳，我认为由他们俩担任主编就好，一册书同期写三个主编看起来会很不端。杨早为《话题》书系倾注了大宗心血，他的想法绝酌定，而且简直每年都有新主意，这少量跟我的作念法不大同样，我心爱循例、悠闲，他心爱求新、求变、随时关注念书市集的变化。他是个猜想就作念，而且力求作念好的东谈主，这种作念派把众人都弄得很冗忙，比如他要每年在《话题》封面上推出一个能代表该年度特征的字，为了这一个字，众人通常开一天会，我合计实在没什么必要，其后的事实也证明很少东谈主关注到这个字，但他和萨支山都对这种文字游戏有一种执着的偏疼，且乐在其中。

“话题小组”队伍越来越大，杨早又颠倒心爱约会，动不动就跟众人约时分聚餐、开会，而且简直每次都是对付我的时分安排，弄得我一推再推，终末老是推无可推。在北京这鬼场地，只消答理出来吃餐饭，一整天就莫得了。我很不心爱聚餐，怕残害时分，但他很心爱，而且每次还要更换聚餐形势，不知谈是不是想以此吃遍京城，归正他比我胖多了。

《话题》系列影响越来越大，咱们也越来越累，杨早尤其累，他除了写稿、统稿、编选大事记等，还要写年度综述。他太防卫读者反馈，每年都想写出点“新好奇”，这就未免江郎才尽，越到后头越煞费心计。比较之下我就减轻取巧多了，最初我只写与民间文化关系的文化事项，是以文字上轻车熟路；其次我不负责饭局，不约东谈主、不订餐、不买单，吃完聊完就走东谈主；再次，对于改稿处事，一般都是由我先选，最难改的稿子老是留给杨早。

到了《话题》的后期，杨早和萨支山都合计困顿不胜难以为继了，这时候反倒是我一再给众人饱读劲，我合计好阻难易走到今天，《话题》在文化界的影响力也日益见长，短暂废弃有点太可惜了，有些事相持相持，一朝找到了好的交班东谈主，就算完成一项处事。但是，咱们终于没能完成这项处事，《话题》系列只出到第十辑就停版了。

八、以微博为主的集聚空话研究

我从2002年起原就将主要元气心灵转向故事学范围，作念故事学未免会碰到故事发生、传播与变异的问题，但是，施行中的故事发生是悄无声气的，大宗异文也仅仅故事变异要道中被偶然纪录的碎屑，就算是最知名的故事异文，其纪录都不可能是连贯的，根柢不足以接济这一方面的研究。

受菅丰教诲邀请，我2010年恳求到东京大学东瀛文化研究所探听，根据当地学术条目，我采纳以“龙政事”作为合作课题。这一时期，也正是中语互联网上微博起原流行的时候，杨早老是紧贴着时间的信息命根子，一再饱读励我注册一个微博账号，他说：“你作念民俗学的，不可脱离时间。”我于2010年10月23日注册并发布第一条微博：“听杨早说微博是一次集聚改进，我想望望，到底是怎样一场改进。作念民俗学的，雅致躬行体验。”通过一段时分的体验，我短暂意志到，微博空话的发布、转发和驳倒，其实就是故事的发生、传播和变异，这是故事研究的天赐良机！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放下手中的“龙政事”课题，立时插足到微博空话研究当中，但其时我已经起原在《民族艺术》连载“龙政事”的系列论文，短暂废弃连载会很抱歉廖明君王编。于是我一边络续“龙政事”的研究，一边追踪和积累集聚空话贵府，我作念了好几个文献夹，比物连类地搜罗了许多空话信息（数量过于雄伟，事实上大部分其后都没用上）。

“龙政事”课题基本完成之后，我简直是无缝贯串地立时插足到了微博空话研究当中。这不光是为了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施行相勾通，而是我认为民间故事、都市传闻与空话是访佛的，空话历史化之后就变成了故事，而故事一朝施行化就变成了空话，它们在结构上有颠倒一致的场地。我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空话传播来研究故事的结构和发生，天然也可以倒过来说，我想借助故事学的表面和圭表来作念空话研究。

承蒙廖明君王编的敬重，他在得知我研究臆测的时候，就邀请我络续在《民族艺术》连载空话研究论文。其实早在2010年底，钱云会车祸案刚刚发酵的时候，我就敏锐地嗅觉到这是沿途冷落的空话博弈事件，那段时分我简直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刷一次屏，无间积累各方说法，如斯全程追踪了一个多月，事件才缓缓冷却下来。其时我合计应该立即入部下手写一册空话学专著《钱云会之死》，可惜时分分拨不外来。“龙政事”课题完成后，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马不断蹄完成了《空话的鸡蛋情感——钱云会案的谴责、传谣与辟谣》，从此开启了“空话研究”的新连载系列。

为了作念好空话研究，我在全世界30多家酬酢网站和报刊网站进行了注册，因为有许多网站不注册就莫得检索权限，有些里面网站和同东谈主网站以至莫得一定级别也不可检索。为了在短时期内取得检索权限，逃避到空话团队的里面组织，我推崇了民俗学者田园观测的特长，通过多样套近乎的，以至赤诚地向管束员公开我方真实身份的方式，在一些盛行空话的同东谈主网站注册后，分裂得以破格教诲为连长、排长、少尉，或者副科长等职务，取得了大宗的第一手贵府。游走在形形色色的集聚论坛，有时候无意闯入一些黄色网站，不雅察“淫民”的话语立场，真有格列佛误入凡人国的嗅觉。

其时微博上右倾的群众学问分子（简称“公知”）和左倾的“辟谣党”分红了两大阵营，相互攻讦，我因为从事空话研究，在转存空话的时候，偶尔插句嘴，就被有些东谈主归入到左倾阵营。其实我在政事上真莫得傍边倾向，我仅仅求个“真相”长途，以我掌执的数据和研究判断，忍不住表个态，辟辟谣。于是，右倾分子骂我“五毛”，左倾分子向微博管束员举报我“传播空话”，好在微博不是施行世界，我也不在乎。天然我不专职辟谣，但空话研究的名声照旧会少量点传开的，许多一又友只消在微博上发现新的空话，就会“@”请示我一下，这样，我就有了许多耳目，能够在空话刚刚发生时，快速地作念出反应。在那些空话家刚刚把空话放出来，尚处于发酵阶段，还没来得及删除、荫藏、撤回的时候，我就截图捕捉到他们的谴责新动向。许多从来莫得见过面的微博好友，都曾是我从事空话研究的给力襄助。

空话专题是老一辈民俗学者从未涉足过的全新范围，无章可循，驰魂夺魄。集聚空话的数据集聚和保存颠倒贫穷，越是空话，越是敏锐，因此也越容易被删除和屏蔽。现代空话研究径直面临的是所谓的“集聚大V”，他们领有坚强的话语权益，追踪和研究他们的谴责传谣行动，若非把柄实在，论证严实，很容易就会遭致狠恶的反击，是以说，这项处事的心绪压力和处事压力照旧很大的。为了加强研究处事的可靠性，我在论文中对谴责传谣者都是径直点名、直陈其事，这些大V包括李承鹏、韩寒、五岳散东谈主、左小吊问、赵丽华、薛蛮子等等。天然，我的研究仅仅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空话的原型、坐褥、传播、结构、类型，以及变异规矩，还有传谣心态等，以实证研究为主，不作念谈德批判。

九、相持“减法原则”，服务中国民俗学会

我自认为是个有公心的东谈主，也很雀跃不计得失地为民俗学科，为民俗学会孝敬菲薄之力，尤其是2006年以来，协助朝戈金和叶涛作念了许多琐碎的具体处事，这少量，是很得同行招供的，没功劳也有苦劳吧。我天然本性不好，心爱怼东谈主，但众人都知谈我不是出于个东谈主利益，也就不跟我计较。我自认为坦白谏言，平淡在大会上公开对不良学风会透风建议品评意见，该反对时张得启齿，该拍桌子时伸得动手，这种作风天然很得罪东谈主，但是时分长了，反而为众人所招供，合计在一个群体中应该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东谈主。

有时候，因为得罪少数东谈主，很可能反而赢得了多数东谈主。事实上，每个东谈主心里都有一杆秤，出于公心照旧私心，明眼东谈主都能看出来，时分长了，众人也就给与了。

2018年中国民俗学会第九届常务理事会副会长改组时，我果然得了全票40票，不仅我我方，简直统共东谈主都大感不测，那些曾经被我品评过，以至挖苦过的同行，十足不计前嫌，投了我的吟唱票，这是我绝对想不到的。偶尔得个全票，这种事本不值得说，但对于我来说，太感不测，对我的东谈主生不雅变成的震撼太大了，这是我一世中最高的荣耀。

我的30多年学术生涯中，既没中过什么课题，也没中过什么技俩。不外，在我刚刚完资本书初稿的时候，短暂发现我方中了2023年国度社科基金年度重心技俩《民间故事创编机制研究》，这亦然我简直不抱但愿的第一次尝试。一又友向我“祝颂”时，我也只可以“老来得子”或“范进中举”苦笑作答。昔日我曾呈报过三次国度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第二、三次均以失败告终，其后也就不再自找费事了。琳琅满目的奖项中，我我方只呈报过“体裁所优秀科研效果奖”；十几年前在严平赤诚的饱读励下，报过一次后生学术奖项“勤英体裁研究奖”，半途还憨涩地撤回了；十几年来我屡次担任“民间文艺山花奖”评委，我方却一次也没呈报过。

有些大学院系带领，比如彭玉平赤诚就曾屡次动员我从他们所在高校呈报国度高级次东谈主才臆测，但我知谈我方什么“硬筹划”都莫得，要帽子没帽子，要课题没课题，报亦然枉费，不报偶而还能省点心。东谈主一有生机就得顾虑，扼制我方的生机是为了让我方少顾虑、不揪心。扒拉扒拉我方的平凡东谈主生，我这一辈子除了社科院的几次“优秀科研效果奖”，其他任何拿得上台面的光鲜业迹都莫得。拿不出百元大钞，好赖有两张一元小钞，晃一晃以示囊中并非管窥筐举。

中国民俗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实现之后，新任会长叶涛屡次劝说我出任学会秘书长，我颠倒坚决地拒却了，原因是躯壳太差。2014年我父亲摔断盆骨之后，一直卧病在床，我反复在北京和江西之间来回驰驱，体质迅速下落，2015年父亲死字之后，我很快就在体检时查出慢性肾炎。当我得知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致命内科疾病之后，常有一种万念俱灰的嗅觉，如果说昔日还曾有过什么学术宏愿，想作念出点什么收货的话，2015年之后我简直彻底吊销了这一方面的想法。我拿出统共的积蓄，告贷加贷款在奥林匹克丛林公园边上买了一套斗室子，把家里的大宗藏书都一箱箱寄捐给了家乡石城县藏书楼。只消有时分，我每天都去奥森慢跑一小时，为的就是复原躯壳，保住小命。

我从2002年起原服务于中国民俗学会秘书处，已经为中国民俗学会的集体事务插足了大宗时分，如今躯壳要紧，我不可插足太多了。我不是铁东谈主王进喜，也莫得焦裕䘵的精神。关联词叶涛永恒莫得废弃，他先后四次来到家里，还动员了包括刘魁立先生在内的许多一又友前来劝说，拉锯了近四个月之后，我不小心松了松口，他很快就对外布告了礼聘我为秘书长的决定。但是，我知谈以我的躯壳情状，无法很好地履行秘书长的职责，只可把我方当成龟兔竞走中的那只老乌龟，能爬多远算多远。

上任秘书长之后的第一件贫窭事，就是学会年检。咫尺中国民俗学会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体裁院，这就意味着学会有四个婆婆，从下往上挨次是体裁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诲部—民政部，每一个婆婆都要应用权益，审核、盖印。复杂的年检表格，一级一级地进取提交，一有分歧模范处就得重新再来，真不知谈叶涛这十几年秘书长是怎样熬过来的。中国民俗学会是个3300多东谈主的学会，下属20多个分支机构，加上民政部对于社会组织的管束日益模范化、常态化，琐碎事务极其唠叨，好在会长叶涛是秘书长诞生，初期的许多处事都是他领着旧秘书处的同东谈主在顶着。

但是，秘书长毕竟仅仅秘书长，不可能指派会长干活，时分一长，这些繁琐的事务最终还得落在我的头上。我也只可想尽办法把这些事务切碎了，逐一摊派到秘书处一干同东谈主身上。有一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康丽教诲取笑我说：“爱东兄一向是个无庸婉词的东谈主，最近连打电话的语气都比以前温顺多了，你是怎样变得这样客气的？”我苦笑着说：“无欲无求才能讲话硬气，现在没办法了，我得求着你们和我沿途干活呀。”有欲则不刚，一朝有求于东谈主，可不就得客气吗？

第九届理事会秘书处，许多是叶涛时期的旧东谈主，个别副秘书长的阅历比我还深，我很难指派他们作念事。有时我把活派到秘书处处事群，小一半东谈主不认领，我也只可我方哼哧哼哧折腾完成。永劫分的憋气和杂活，导致我情感蹙悚、焦灼，平淡在常务理事群发本性骂娘。不外，骂归骂，发泄收场，事情还得作念，经过两三年的摸索，终于照旧把管束框架和处事区块都切分好了，处事历程也大致悠闲下来，秘书处同东谈主各司其职，学会缓缓进入了一个安全巩固的无为阶段。再其后，第十届理事会，叶涛再次当选会长，我也练习了秘书处的处事，因此莫得再谢绝。我对秘书处进行了全盘更新的大换血，尽量采纳年青力量，将处事热诚、处事材干、处事时分作为副秘书长东谈主选的三项考量身分。这样组建起来的秘书处，充满活力，能征善战，我的处事就变得减轻起来，情感也起原由阴放晴。

叶涛对中国民俗学会的赞佩是无以复加的，他将学会当成我方的家、我方的毕肇处事来谋划，事必躬亲，不分巨细，不仅规章轨制完备严整，践诺也很有章法。但是对于我这个一向发放的东谈主来说，若干合计事务过于繁琐了些，我无间在秘书处防备一个“减法原则”：凡是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可要可不要的利益，不要；可报可不报的头衔，不报；可赚可不赚的钱，不赚；可花可不花的钱，不花；可交可不交的一又友，不交。有时候，即即是上司要求作念的事，只消能顶着不作念，就尽量顶着；实在顶不住，可以使用套路轻视的，尽量使用套路，以便省时省力。比如，2020年教诲部曾经开出一个候选优秀学会名单，其中就有中国民俗学会，要求咱们按圭臬呈报，一朝入选，不仅头顶光环，还能得到30万元的经费资助。但是，我确信世上莫得好意思味的余腥残秽，拖着迟迟不报，这让康丽教诲颠倒为难，一方面是挂靠单元北京师范大学无间督促呈报，一方面是我这里顶着坚决不报，终末在僵持中熬过了灵验呈报期。又比如，2021年年底，体裁研究所短暂告知要评比优秀研究室，天然民间体裁研究室的科研收货居于全所前哨，东谈主际关系妥洽，在全所享有较好的声誉，但当所带领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的立场颠倒坚决，不折腾，不呈报！

在学会秘书处诸事务中，大凡“检验”“确认”“讲述”“总结”之类的过关性文献，我都秉烛操刀、深刻剖析，以示遵纪遵法；但是对于课题、技俩、荣誉之类，我一概相持以“减法原则”来处理，尽量不招风肇事，只求中国民俗学会平祥瑞安，能好好地延续先贤创下的这份家业。

孔子说“三十而立”，但我30岁才刚刚评上讲师，得到一个可以立在讲台上讲话的资格。那时天然对学术东谈主生充满憧憬，其实内心一团腌臜，许多事想作念好，但是什么都没作念成，更谈不上好。摸爬滚打了又十年，直到我快40岁的时候，才明确了我方的一些基本东谈主生理念：尽量作念好份内的本职处事，认真作念好我方心爱的处事，相持“减法原则”，把有限的元气心灵集合在有限的处事上，决不给我方加戏，不折腾我方。

2023年是中国民俗学会成立40周年，叶涛和我都主张把哀吊大会和学术年会合并在沿途召开，由南京农业大学胡燕教诲领衔经办大会。蓝本我预估将有350东谈主参会，没猜想参会征文多达近600篇。为了申斥会议规模，秘书处在论文筛选之后，又对会员收取200元注册费，非会员收取500元注册费，但照旧拦不住广大后生民俗学者的参会热诚。最终缴费注册多达406东谈主，加上未注册的嘉宾、常务理事、志愿者等，本色参会东谈主数接近500东谈主，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各大高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比较创会时期的90名参会者，东谈主数推广了5倍，平均年龄至少减轻了20岁。

我是主张把大会开得弘大而简易，尽量减少庆贺节目和庆典要道，但是经办方胡燕教诲太热诚，太想把会办得吵杂，让众人都心爱，因此请了许多有头有脸的嘉宾。我一猜想开个会还要侍候这样多大东谈主物，头皮就发麻，让她只请几个关系部门带领，其他都辞让了。会议漏洞的参不雅和不雅演步履，铺张巨大，我劝戒无效，但既然她已经安排好了，我也乐得不插足，趁着众人步履去了，我还能多休息一会。我把主要元气心灵花在安排秘书处和志愿者的处事上，其中又有一半时分花在多样讲述和宣传处事上。开幕式之后，大会分出9个分会场，臆测54个场次，咱们给每个分会场配了4名志愿者，既作念好会议服务和报谈，也参与发表和学习，这样不仅锤真金不怕火了志愿者，也使每一场次的每一位发表东谈主都能得到报谈，大大普及了统共与会者的参与感。

不管作念什么事，凡是想让东谈主舒畅或心爱，都得付出代价。大会秘书处的处事三头两绪，除了会场、食宿、议程、讲述、合影、礼品、茶歇、宣传单这些看得见的处事，还有许多隐性的服务处事，参会者以至完全感受不到，比如，购买保障、辩论医疗保障、财务预算及分拨、志愿者培训等。此外，照管和均衡多样东谈主际关系，也需要付出大宗的时分和元气心灵，每次大会，老是有些东谈主要么错过征文时分，要么错过注册时分，要么转变既定行程，以至反复再三。参会东谈主数越多，不测事件的发生概率天然也就越大。尤其是接近会期，多样安排适应之后，短暂的一个小变动，都会牵连到方方面面，令东谈主头痛不已。秘书处成立了十几个不同会务的微信群，每一位副秘书长都可能在其中的一个群、三个群或五个群，独一我必须在统共的群。我的心绪修养差，寝息浅，有时深宵醒来短暂想起个什么事忘了嘱咐，就会番来覆去睡不着，非得起床把它写在纸上才能入睡。

不外，悉力总算还有答复，大会猛烈而有序，与会者皆大欢快，而且得到了东谈主民网、光明网、新华社、学习强国、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新闻网、彭湃新闻、中国艺术报、中国网、逐日新报、山西日报、中国侨网等简直统共主流媒体的图文报谈，学会官网、公众号等集聚平台更是全面开动，猖厥宣传。用参会者的话说，这是中国民俗学会自成立以来最集合的一次“宣传大爆发”。山西日报剪辑张隽波用了“世东谈主拾柴火焰高，众人都是添柴东谈主”来形容这种兴旺局面。

十、把故事研究当主业

2013年起原，先是开展了一次世界公安系统集合打击集聚空话专项行动，紧接着最能手民法院公布了《最能手民法院、最能手民稽查院对于办理利用信息集聚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加上微博兴起“举报即受理”的空话措置圭表，持续了三年的微博空话鼓动迅速降温。不外，令东谈主出东谈主料想的是，随着微信一又友圈及微信公众号的兴起，那些在微博上被反复辟谣，已经师老兵疲的老空话，换了一个信息平台，添了一批新用户，果然能够扬铃打饱读，有些以至一字不改地从新传播一轮。

微博是群众空间，每一次传播的页面都可以被统共东谈主搜索和掀开，空话传播旅途颠倒澄澈，便于回想和追踪。微信却不同样，这是一个半群众空间，独一传播者的私东谈主好友才能看到传播者的一又友圈，是以，研究者只可从我方有限的一又友圈获取空话信息，这样的信息天然是很不完好意思的。不外，微信空话也有值得辩论的亮点，那就是空话文本，天然无法据以追踪传播旅途，但是可以进行形态分析。是以，我在2014年之后，就从传播研究转向了形态分析，主要辩论空话文本过火语法。

空话研究的黄金时间，就是2010-2014年，这个时分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转瞬即逝。2010-2011年我主要在作念“中国龙”的研究，错过了两年，但我照旧很庆幸我方实时地收拢了2012-2014这三年的时分，深入邃密地追踪了数十则不同类型的知名空话。这个契机昔日从未有过，将来可能也很难再有。历史机遇有时就是这样，收拢了就是你的，充公拢就不是你的。

不管从界说、特征，照旧空话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角度来看，空话都应该视为民间体裁的一个分支。集聚空话的时分陈迹颠倒澄澈，从文本比对中也很容易发现前后文本的亲缘关系，因此，一则集聚空话从萌发到爆发，光是从文本的变异旅途就可以看出一则空话是如何通过无间阅兵、改进，终末形成一个模式化的“最优文本”。借助对系列最优文本的结构分析和身分分析，咱们就可以总结出一系列的“空话语法”。

有了空话研究的基础，从新回到故事研究，就有了不同样的念念路。我一直认为，简易的、重复的、套路化的文本，反而更有益于发现规矩、构建模子，是以说，民间体裁的简易文本比较作者体裁的复随笔本，更容易产生结构表面。至于这些表面是不是能够运用于作者作品的分析，那得看运用于哪一类型的作者作品。比如，故事学表面运用于金庸作品，就能很好地解释金庸作品的东谈主物树立和情节树立，但如果将之运用于精英作者如王蒙、残雪等东谈主的作品，那就简直完全无效。正如李梦在听过我对于“生机故事”的讲座之后，就建议了“反故事”的见解，认为有些故事，尤其是见笑，往往是故意冲突传统的故事模式，有意让故事朝着相背的标的发展，得出意想除外的结局。对于精英作者来说，“创新”和“蛟龙得水”才是他们追求的标的，而民间体裁的故事模式，天然就是他们眼中的“俗套”，亦然他们悉力要挣脱的魔咒。不外，既然是魔咒，一般是挣不脱的，多数作者悉力的收尾，往往也仅仅传统故事模式基础上的“有限变异”。

2020年，我将此前的故事学论文结集为《故事规矩》和《故事机变》两本小册子，前者是共时研究，后者是历时研究。共时研究枯燥繁复，《故事规矩》天然独一十几万字，但是就连细心的责编卫纯都读得头疼，预估很难卖出一千册。我一再央求，暗示我我方就可以买三百册，终末出书社冒险印了三千册。没猜想，书一上市就受到许多后生学者的接待，豆瓣评分一度高达9.8分，还被多家媒体高调报谈。此书受到知名作者马伯庸保举之后，很快就在“当当”和“京东”脱销，我和卫纯都大感不测，三联书店伏击加印，而后不到半年内，连印三次。天然，有些体裁爱好者慕名购买，翻阅之后发现书中不雅点与他们的既有瓦解图式差距太大，大失所望之余，怒奔豆瓣给低分，这种情况，亦然我料想除外的。

《故事规矩》热卖的后果就是，多家出书社暗示雀跃出书我的其他故事学论著。于是，我把昔日十几年间的故事学存货全部算帐出来，比物连类加以阅兵，分裂结集为《故事的无稽规矩》《故事背后的故事》，天然市集还有需求，但我早已囊中空空，再无长物。其实，与“讲故事”比较，我更想向读者传达的是“研究圭表”，每一则故事个案，我都尝试找出一种最合适于“这一则故事”的研究圭表。

我永恒认为，圭表比表面更首要。咱们都知谈一句俗话“授东谈主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想，就学术研究来说，鱼就是表面，渔就是圭表，这句话大致可以翻译为：“教学生表面，不如教学生圭表。”

我给学生讲“故事学”课程，天然最初是保举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帕里-洛德的“表面诗学”，叙述两者共同的圭表论基础，以及开动条目和表面目的的别离，但我一定还会要修业生再去买一册《普通逻辑》。文科学生多数莫得受过普通逻辑的测验，过于依赖语言技巧，信赖语言魅力，以写一手漂亮文章为能事。有些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感情四射，动东谈主心弦，其实仅仅披着华好意思语言外套的逻辑空壳，往往经不起逻辑推演。我中学时期曾经爱看杨朔散文之类的抒怀好意思文，如今越趋老年，越不心爱这种完全不讲逻辑的好意思文。

对于东谈主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一个学者对于昔日事件的述说与解析是否得胜，最初取决于他占有的信息、材料，这是一切处事张开的基础；其次取决于他使用的器具、圭表，这是正确运用材料的圭臬；再就是他评判东谈主事的目光、叙述事件的技巧，这是作念勤学术传播的妙技。一个好的学者，不仅要有窥察瞻念察世务的尖锐，还要有法官独具慧眼的判断材干，以及讼师絮絮不休的叙事才华。一个学者具备的材干越皆全，他的著述也就越有劝服力、越好看。学术研究的任务，就在于为各自范围的“问题”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释”。通过寻找陈迹和材料，借助逻辑推论，充分运用咱们的灵敏，坐褥出新的有好奇好奇的学问，充实到东谈主类文化的“传统池”中。

十一、转向自我的田园访谈

大凡从事文字处事的，谁都但愿能够借助文章传诸后世。关联词，有时候想想也好笑，一篇文章的作者，签字施爱东照旧爱东施或东施爱，又有什么区别呢？不就是三个汉字的组合吗？阿谁曾经来过这个世界的叫作念施爱东的东谈主，他是个什么样的东谈主？他是如何走上民间体裁这条谈路的？他的真实东谈主生并莫得反应在这三个汉字当中。

咱们平淡疏漏地给个矜恤上群体标签，或者用所谓的群体特征对个体行动作念出印象式评判，比如，咱们通常听东谈主说到西方东谈主如如何何，河南东谈主如如何何，60后如如何何，傻博士如如何何，这种笼统的标签往往成为群体与群体之间互掷的投枪和匕首。浸淫在不同的田园中，咂摸着田园对象的生活逻辑，反念念那些所谓的民族性过火族群特征，我起原怀疑这些群体“特性”都是咱们这些学问分子给索要、布道、塑造出来的。昔日一百年来，民俗学在归纳社群习俗、勾画社群面目等方面孝敬越过，但我永恒怀有一种不安的嗅觉，我合计对于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过度解读，以及个别民俗学者的民族本位立场是有悖于民族相助大标的以及妥洽社会开发目的的。

在2019年外洋泳联世界拍浮锦标赛上，来自澳大利亚的霍顿（Mackenzie Horton）等多国拍浮选手拒却与中国选手孙杨合影或执手。针对这种失礼行动，孙杨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你必须尊重中国！”此言博得中国网民一派喝彩，各大媒体纷纷点赞，可我却想起了姚明在同类事件上的一次答问。2011年“明谢”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姚明：“你招供别东谈主说你是中国的代表吗？”姚明复兴说：“中国这两个字不是任何一个个体可以代表的，每一个东谈主身上都有闪光点。咱们应该发掘更多的闪光点去完成中国这个词，而不仅靠某一个或者是某几东谈主个去说这就是中国，这太煞白了。”

姚明不仅是个篮球通顺员，亦然个玄学家。作为公世东谈主物的姚明只提到每个东谈主身上的“闪光点”，作为学者的咱们天然知谈，每个东谈主身上都还有许多不闪光的点。咱们老是出于立场、不雅点和场合的需要，有时专门拿闪光点来说事（比如姚明），有时专门拿弱点来说事（比如霍顿），如果进一步将这些个东谈主的闪光点或者弱点高涨为一个族群以至民族国度的闪光点或者弱点，咱们就在一条失误的念念想谈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群体是通过个体得以呈现的，但咱们不可以个体行动来代表群体特征，也不可以群体标签来描绘个体面目。独一当个体的念念想得到抒发，个体的警戒得以呈现，个体的诉乞降特征被完好意思勾画之后，个体的面目才会缓缓澄澈。至于群体面目，只关联词基于大数据的概率描绘，但是，概率描绘也并不虞味着可以用概率判断来对个体进行定性结识。

许多民俗学者习惯于将田园观测的重心聚焦在群众性节庆表情、程式性庆典抒发等外皮的、表面的民俗事项，忽视了不同家庭、个体之间习惯性念念维的质的互异。当年顾颉刚在檄文式的《圣贤文化与大家文化》演说词中命令“冲突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冲突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示全大家的历史”，重心在于“全大家”，因为“大家的数量比圣贤多出了若干”。其后钟敬文又将民间体裁限定为“处事东谈主民的创作”，用“处事东谈主民”见解替换了“全大家”见解。再其后，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通顺兴起，咱们的学术焦点又转向了“社区”中的“非物资文化遗产传承东谈主”。天然研究对象的规模无间具体化、微不雅化，但永恒是奔着“群体”而去的，并莫得确切进入到个体的东谈主（而不是“东谈主类”）的生活世界。民俗学若要避让民族主义和地域本位的雷区，那么，缓缓走向愈加微不雅的家庭调研、走向个体世界的探究，用个体的“东谈主”的丰富性结识，冲淡“族群”“社区”的罕见性、互异性结识，偶而对于增进族群之间的相互知道、缓解族群隔膜与矛盾，将是一个有好奇好奇的学术选项。

我在与杨早等东谈主合作编写《话题》系列的终末两年，把关注的焦点缓缓转向我方家乡。按照我和杨早议定“从大到小”的三部曲写稿臆测，我的系列写稿路子图是“家乡民俗志—眷属民俗志—家庭民俗志”。2013年的“家乡民俗志”我写了《一个小县城的春节故事》，2014年12月，这篇文章被微信公众号“单读”盗刊，改了个乖癖标题《信丰县城年见》，在我的家家信丰县城荒诞转发，因为文章中提到我妈放印子钱，许多熟东谈主专门跑到我家，就为跟我妈聊这事。2014年的“眷属民俗志”我写了《一个赣南客家屯子的“关系网”和“信息圈”》，写的是施姓系族屯子沛东村，惹了一些同乡宗亲的不快。2015年的“家庭民俗志”应该写《一个普通家庭的“礼上往返”》，本预备以我妈为主角，谨慎纪录咱们家春节红包、礼品的往返进出情况，以及我和我妈对于耸峙和收礼的多样衡量、记挂，借以辩论红包的数额、流向与眷属话语权、酬酢话语权，以及亲忽视近的深重关系。可惜由于《话题》系列中断，文章没能完成。

这篇“代跋文”，粗略可以四肢念我将“三部曲”向“四部曲”的延迟：家乡民俗志—眷属民俗志—家庭民俗志—个体民俗志。

我曾经把学术研究看得颠倒圣洁，关联词，现在越来越合计这就是一份普通职业。2010年我写了一篇《学术行业生态志：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认为学术界的行业民俗是学者们在特定学术体制下势必采纳的生计方式，是受到传统生活伦理深刻影响的典型庸俗生活，现行学术体制使大多数普通学者成了学术行业的颓势群体。这篇论文引起了许多受压迫的高校后生教授（“青椒”），尤其是历史学界后生同东谈主的热诚关注，被一些学术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反复转载，以至有东谈主喻之为学术圈“葵花宝典”加以传播。这粗略算是我的学术写稿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了，其后我在此基础上无间加入新内容、新念念考，将之推行成现在读者看到的这本后生（普通）学者学术生计手册。

书末的这篇“代跋文”，可以视作我对我方的一次田园访谈，亦然个体民俗志的书写尝试。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再有四年我就退休了，作为学术社会的一职工匠，我在悉力为我方的平凡东谈主生描一幅自画像。自画像怎样描？素描照旧彩绘？我个东谈主采纳素描，哪怕描出学术谈袍下自利、自诩、自恋的丑陋，也要留住一个自我镜识中的真实形象——用个体民俗志的方式，写出一个民俗学者眼中的“自我民俗志”。既然有契机向后东谈主递交一幅自画像，那就应该是一幅尽可能面庞真实的施爱东，一个半头白首、身型偏瘦、神采蜡黄、肝肾功能俱不健全的施爱东，而不是好意思颜处理之后貌似老年靳东的假施爱东。

有时候，标签化、模式化的自我瓦解会有意无意地指引一个东谈主形塑他我方。借用时下集聚流行语，这叫“东谈主设”，也就是自我设定的一种形象象征。当一个东谈主把我方定位为“吃货”的时候，他就会无所顾虑地胡吃海喝。当我给我方贴上“坦白”标签的时候，我就有意罢休了我方的纵容和口无诡秘，有时还会亮出这张标签为我方的轻视言行摆脱处事。这粗略亦然许多“八十年代的年青东谈主”的一个杰出特征：解放念念想、张扬个性。

但是有一次，共事邹明华对我的“坦白性格”进行了一番批判性解读，大意是说：你说你敢说实话，不怕得罪东谈主，事实上你是有采纳地说部分实话、得罪部分东谈主，你得罪的都是无法伤害到你中枢利益的东谈主；你品评了许多东谈主，但我从没见你品评过我方的导师；你淌若真敢讲话，真豁得出去，你就应该勇于为真义献身，去对抗那些能确切置你于死地的力量，但是你莫得，确认你不是真勇敢。

这话让我难受以对。我认真想了想，邹明华说的有道理，我的确作念不到像达斯科利（Cecco d'Ascoli）、布鲁诺（Giordano Bruno）那样，为了捍卫真义，勇于义无反顾地“以卵击石”。事实上，我也并莫得掌执什么独一我领路到了，别东谈主都还没领路到的“真义”。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一定已经意志到了，一些我认为是“真义”的东西，在别东谈主看来可能恰正是“错误”，就像“你站在桥上看表象，看表象的东谈主在楼上看你”。

我既莫得天才的真义领路力，也莫得捍卫真义的宗教心扉，我在把我方砸向城墙和石头之前，我会猜想家庭，猜想我方好阻难易从一个小县城男孩，昼夜兼程繁盛到今天，混迹京城，挤进翰林院，评上研究员，成为知名民俗学者，可以背着挎包穿梭于山野古村与庙堂会议之间，我不想失去这一切，偶尔以至还想得到更多。东谈主老是这样，年龄越大、得到越多、领有越多，就越眇小失去我方的统共。无欲则刚，多欲多畏，记挂多了天然就会前怕狼。有时候我以至还设计，如果我倒下了，那些脑怒我以及本不脑怒我的东谈主将如安在酒桌上戏谑我的旧事，我今天的意气轩昂都将成为他们翌日的谈资笑料。每次一猜想这些，我就会捂上我方的臭嘴，叹连结。

的确，我不是勇于砸向城墙、砸向石头的卵，我仅仅乡下顽童“斗蛋”游戏中外壳相对雄厚一些的蛋，我的坦白也罢、丧胆也罢，仅限于跟其他和我同样的蛋们较个真、顶个牛。是以说，我仅仅芸芸众蛋中淡泊明志的一位蛋先生，算不上勇敢的击石卵。

（本文为施爱东教诲《蛋先生的学术生计》（上海文艺出书社2024年版）代跋文，由施爱东教诲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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